“昨天上午碰见个阿姨，说回家路灯的电池装了又丢装了又丢，已经不知道修了多少次了。那地方是监控死角，不去现场蹲着根本不行。”杨澍用袖子擦擦汗，接着道：“对不起梁所，对不住大家，又给大家添麻烦了。”

所长听完，长叹口气，说话语气变得柔和了不少，“你这样拼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你妈那里不松口，我要怎么给你签名，把你送到刑侦那里去？”

话说到这里，杨澍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他只能朝包括所长在内的各位同事上司鞠鞠躬，说：“实在对不住。”

所长听到，哎哟哟地出声，“你这话说的，我们所有你这个烈士之子，那是我们所的福气啊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哈哈哈哈！”

在开车回家的途中，林茉尔的话仿佛还在杨澍耳边回荡。而“烈士”这两个字，又是另一把插在他心里的刀。

绿灯灭红灯起，他慌忙踩下刹车片，一个不小心就差点被交警同事叫去喝茶。他用力眨眨眼，强撑着才回到了家。

刚把车停在楼下，母亲就小跑着从楼上下来。她一边检查着他身上的伤，一边埋怨他对自己不管不顾。

“你整天这么拼命，简直是在要我的命啊。”她说着说着就要流眼泪，“警察妻子的命，我认了，可是我究竟是为什么，做完警察的妻子还要做警察的妈妈啊。”

快十年的时间，杨澍终于习惯了母亲这幅患得患失的样子。从开始的极度抵触，到现在的麻木习惯，过了叛逆年纪的他，终于开始试着牵起母亲的手，一点一点地把她往家里带。

一步两步，声控灯随着他们的脚步声一盏接一盏地亮起。打开家门，里头又是一团糟。

自从外公外婆去世后，母亲的精神状态愈发的糟糕，她时常忘记换衣服忘记吃饭，却总不忘给他单位打电话，一天一通，偶尔一天两通，只为了确认他的安危。

把垃圾扔下楼，把东西放回原位，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，又把洗碗池里的碗筷洗干净沥干之后，他刚得了点空，母亲便招招手把他叫到了沙发前。

母亲握着他的手，嘴巴开开合合，日复一日，不厌其烦地说着同样一句话：

“阿澍，听妈妈的话，咱们辞职，好不好？”